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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政府领导来我们这儿都是带着问号来的，只有他像是带着感叹号进来的。”一个当时在场的“80后”回忆道。
那天，深圳华侨城创意园区内，十几名充满激情的年轻人强烈地感受到：总理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他们是一群称呼自己为“创客”的人。这是英文“Maker”的翻译，特指那些热衷于利用新技术将非同凡响的创意转变为现实产品的人。
那天，李克强饶有兴趣地在这个创客空间待了半个多小时。临走前他愉快接受了这家创客空间馈赠他的一本“创客护照”——由此成为这个空间的第99号荣誉会员。
“他不是走过场、随便参观一下的那种，而是真感兴趣，是真愿意探究我们这里创意出的许许多多新东西。我们觉得他本人就像一个创客，一个Maker！”这里的负责人说。
对这个国家来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确实就像是一个Maker。他眼界开阔，思维异常活跃，常年保持着阅读国际最新经济科技动态英文原文的习惯；上任以来，他从来不缺乏新的主意，提出“上海自贸区”、“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等富有新意的改革举措；他更是一位乐于接纳新鲜事物的人，与身边人说起最高兴的事儿就是“和年轻人一起聊天”。他不单以此放松，更将此作为了解这个国家变化的一个便捷渠道。
有一点确定无疑，他从来都是一个“创”字当头的领导者。他的一句话经常在不同场合被许多人反复提起：“拒绝改革的人可能不会犯错误，但要承担历史责任。”
在总理第一个任期的头两年里，他做了许多大胆的决定，而其中具有深谋远虑的一项，就是不遗余力地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李克强喜欢将这些草根创业者与民间的创新力量称为“中国式创客”，甚至用经济“新引擎”这样带有丰富信号意义的词描述这些草根之于这个国家的意义。
对于此前更多依靠投资与出口贸易快速发展起来的中国来说，李克强的这一提法显得不同寻常。
“他让我想起了约瑟夫·熊彼特。”数次参加过总理座谈会的经济学家钱颖一这样描述自己对于李克强的印象。
在这个凯恩斯思想一度影响很深的国家，约瑟夫·熊彼特是一个稍显陌生的名字。70多年前，正是他第一次将创新和企业家精神这样的表述带进经济学。这位执拗的经济学者坚信市场经济的活力主要来自那些拥有颠覆性创新能力的新企业，而一个国家长远的繁荣昌盛也来源于此。
一个制度和精神领域的“创客”，应该倾向于相信是人的新点子——而非资本、土地等其他要素——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前途与精神面貌。
李克强向周围的人推荐过《乔布斯传》，他曾用“很有意思”形容这本书和这个人。
苹果公司的这位创始人，被公众认为是最具代表性的“创客”。
李克强本人面对的需要自己付诸改革的“产品”，是这个国家的政策和制度。
在被视为中国行政系统最高决策平台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中，他9次专题研究部署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关的议题，并且亲自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政策，其中包括取消对不同性质公司最低注册资本的限制、放宽注册场所的登记条件以及对服务创业者的投融资机制进行完善等一系列改革。
事实上，李克强的一系列创造性改革政策已初见成果。中国的创业者们创造了足够多的就业机会与岗位，在GDP增速放缓的2014年，中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口大幅超过了前一年。这样立竿见影的效果，大大超出许多观察者最初的预期。
当然，仅仅满足于生计从来不是一名创客最终的目标。创客们总是拥有超乎于常人的雄心和远见。
李克强最近提起的一本书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德·菲尔普斯的著作《大繁荣》。
许多人并没有注意到，这本书有一个没有被精确翻译过来的副标题——How Grassroots Innovation Created Jobs, Challenge, and Change(大众创新如何制造就业、挑战与变化)。
增加就业只是第一步，而挑战与变革才是“创客”李克强渴望带给中国的。这个国家许多利益集团盘根错节，以倒逼而非立刻打碎的方法破局，或许才是更明智的选择。
这就好比10年以前，再高明的预言者也难以料到，一群风尘仆仆的快递小哥，会在日后成为中国人生活里最不可或缺的人群之一。
当此时再去观察李克强一年内两度考察曾饱受争议的民营快递业，并当面夸赞一个长着娃娃脸的快递员时，我们可能会获得更深的理解：在李克强的设计蓝图里，那些曾经被视为闯入者的创客们，一定会在某一天成为帮助中国经济真正腾飞的新引擎。
当然，对于一个曾经拥有深厚计划经济传统的国家而言，将审批林立的营商环境转变为创业者的自由乐土，绝非朝夕之功。挡在前进路上的，不是顽固的老观念，就是结结实实的旧利益。
李克强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过的一句话，可以视为这位总理对700余万公务员的一次提醒：“希望我们的一些同事，不要贪恋手里那点小小的权力，阻碍政府工作的大目标，那样做得不偿失。”
“Maker”这个词，最初具体指的是那些同时擅长运用3D打印机与激光切割机的人。他们既善于运用“加法”实现创造，也精通于运用“减法”去除冗余。过去的两年里，李克强正像一位技术超群的创客，一手“打印”创业创新的社会氛围，一手“切割”多余低效的行政管束。
一个更富活力与弹性的社会，加上一个更让民众感到松绑的政府——这就是创客李克强试图带给这个国家的改变。
李克强最近一次提起“创客”是在人民大会堂里。2月10日，他邀请来自32个国家的60余名外国专家举行座谈。
“刚才你提到‘创客’，中国政府支持这个事业的发展。”李克强稍稍侧身，对坐在他左侧的一位外国学者微笑道，“ 30多年前，中国有很多人在改革开放政策激励下，淘了‘第一桶金’。现在我们正激励大众创造‘新的第一桶金’！”
这显然是李克强正在思考的东西。从80篇国务院常务会议的通稿中，你会发现，“创业”、“创新”这两个词出现的次数之和达到325次，几乎与“改革”一词出现的频率相当。
要理解政治家每临大事所做的抉择，总要回到其所处的具体历史情境里。
曾有观察者认为，就任总理之初，李克强手中可打的“好牌”并不多。一篇报道在他就任总理当天这样写道：“当多数国人对这位中国经济巨轮的新任掌舵人充满期待之时，熟知国内外经济形势的专家学者，却对未来的航程不无忧虑……全球经济复苏的脚步乏力，而中国正面临学界所称的‘中等收入陷阱’。”
与过去经济高速增长的30年相比，李克强面临的是一个经济收缩的局面，最被人们熟知的出口、投资与内需这“三架马车”均走到了一个收缩关口。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改革重在“破”，那么今天的改革者则更需要具备“创”的能力。
就如同一个优秀的创客总会通过制造新鲜事物来改变自己的生活，中国总理也要寻找一个新的引擎来推动发展。
2014年9月，李克强参加在天津举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论坛主题是“推动创新创造价值”。一篇评论文章曾经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对于一些期待讨论中国真正棘手政经话题的人来说，这个话题并不算很“刺激”。但事实上，创新在中国，也可以成为一件有趣的话题，至少中国总理李克强的讲话不乏新意。
这是李克强第一次旗帜鲜明地谈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远意义。在演讲中，他用了“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这句古语。
曾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加州伯克利大学执教了十几年的钱颖一在报纸上看到了这条新闻。作为现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他曾带着学生去过以色列。这个只有800万人口的小国常被人们称为“创业的国度”，在这里，平均每2000人中就有一人创业。它拥有超过4000家本土高科技公司，是仅次于硅谷的全球第二大高科技聚集区。
“在我参加总理座谈会时，我能感觉到他对于那些草根创业者是发自内心的赞赏和支持，这个装是装不出来的。”钱颖一说。
另一位对李克强表达赞誉的学者是《大繁荣》的作者菲尔普斯。在梳理了工业革命结束后整个西方世界经济发展史后，菲尔普斯得出过这样一个结论：所有领跑过世界经济增长的国家，其繁荣真正的启动钥匙并
“我很高兴看到中国正在发展高度创新型经济体。这样的经济体能够带来巨大好处，同时可以倒逼经济和社会转型。”菲尔普斯这样评价中国总理富有革新精神的改革。
事实上，在所有对于创业、创新型社会的既有观察中，另一项有趣的发现来自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当经济处于下行压力的时候，未必不是创业的好时候。微软、美国基因工程技术公司、盖普（Gap）都成立于经济衰退期，而惠普、德州仪器、宝丽来更是起步于大萧条时期。就像熊彼特曾经指出的那样，经济不景气有坏处也有好处，而硬币的另一面往往更容易被忽略——它会像“洗冷水澡一样”将资本和人力资源从那些夕阳行业中释放出来，使拥有新点子的创业者能够以创造性的形式重塑经济。
这与一篇题为《e时代来了，e世界走了》的报道所讲述的中国故事如出一辙。曾经全年无休的中关村e世界电子商城已倒闭，取而代之的主角是中关村大街上大大小小的创业咖啡馆。那些真正拥有新奇想法的年轻人只需点一杯咖啡，就有可能寻找到合适的伙伴与投资者。
电子商城的花火或许会熄灭，但中关村的灯火却会永久通明，这是一个属于中国的时代比喻，更意味着一个一旦错过就不再的时间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