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兜了一圈,赴日游客疯狂抢购的日本马桶盖原来却是产自中国,赴日游客所花费的代价不仅比国内高一倍,而且买回来的马桶盖“水土不服”(电压、水质有别)。有人说这是中国制造业的悲哀。毕竟兜圈的现象也是制造业的常态,去年苹果手机从河南打包运送至美国的场景就是其中之一。
其实,比起中国制造业的悲哀,更悲哀的还是中国人狂热的抢购日本医药品。根据调查数据统计,在春节期间访日中国游客购买最多的商品调查中,医药品多达3982件,以压倒性的优势位居榜首,而马桶盖的购买数量只有812件。
为何日本的医药品令赴日游客趋之若鹜?答案很简单,日本的医药品既便宜还安全。以儿童退烧贴为例,国内一盒退烧贴动辄二三十元,里面的数量却仅三至四片。但是,日本的退烧贴不仅价格比国内便宜,而且12至16片的量足够秒杀国内退烧贴。
中日药品价格的差距性显然打破了纯粹的民族主义色彩。中国医药品价格究竟有多高?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广西花红药业董事长韦飞燕直指,中国90%以上的药品都有降价空间,价格砍掉50%不存问题。
由于日本医药品管理实行分类限制政策,第一类必须有医生的处方才能购买,第二类则需要和药店专驻药剂师商量,第三类则可以任意购买。因此,即便国内高价医药品从而倒逼消费者去购买日本医药品,也因药品种类限制而无济于事。也正是医药行业的无可选择性,进而造成了比制造业更悲哀的画面。
医药不分并非药价高的唯一理由
提及国内药品价格高,很多人会将矛头对准备受诟病的医药不分制度。的确,医药不分制度是医药腐败、药品价格层层加码的病源所在,但医药不分并非就是药价高高在上的唯一的理由。
日本从1991年开始施行医药分离(医师和药师的分离)后,日本药品价格增速成为全球主要药品市场中是增长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即便如此,也不尽然就是分离制度导致日本药品价格走低。换句话理解,医药分离并非就是医药价格降低的充分必要条件。
日本医药分离并未杜绝医药行业的腐败现象。具体表现在,日本药企为达到增加销量的目的,主要通过向临床试验机构、临床医疗单位和各医学专业学会提供学术研究费用,举办各专业学科的最新医疗动态以及新药研发动向和研究成果说明会,并向讲师支付高额讲课费等形式,增强医药企业对医学研究和医疗机构的影响力。
于是,在利益的驱使下,出现了医药权威人士跑场而言不由衷的褒奖药品现象。这与我国医生吃回扣现象并未有多大实质性区别。只不过,日本医药行业的潜规则似乎更隐蔽些。
而之所以日本药企的潜规则并未造成医药价格居高不下,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日本政府对药品价格采取了动态的监管方法。日本政府一旦发现其定价和市场销售价格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别,日本政府将会在下次政府定价时加以调整。例如,与国外的药品价格水平比较,当国内销售价格高于国外销价的两倍或低于国外销价的一半时,将对国内销售价格进行调整。
拉低药品价格离不开创新
其实,我国药企和医生之间的利益输送行为,说到底还是中国药品市场竞争激烈。我们以仿制药为例,仿制药顾名思义,是根据原研药复制具有相同生物等效功能的特殊药品。它与原研药的区别在于原研药被写上了专利保护。
但是,在仿制药政策上,日本政府和我国政府却有着迥异的区别。日本的做法是,给予首先仿制成功的药企一定的价格优惠,二仿则享受的优惠要差一些,以此类推,往往到了四仿五仿利润就低到几乎赚不到钱,如此一来,自然而然没人愿意去模仿了。
而我国则因地方管理部门政绩冲动,政策相对被烙上浓重的地方保护主义色彩。这种地方保护主义色彩表现在,小药厂也能在保护伞下生存。这就是为何中国会出现一种原研药有上百家竞相模仿的怪现象。
贴着五花八门的仿制药品牌,在市场空间有限的背景下,如何销售出去?自然而然,在医药体制不分的制度下,贿赂医院、医生就成了销售的唯一途径。
因此,政策迥异的结果就是无形中助长了我国医药行业的模仿能力,但却扼制了药品的创新能力。更甚的是,缺乏实力的制药厂要么弄虚作假,生产劣质的仿制药,要么沦为原料供应商。
下游的原料供应商不仅将原料供应给生产劣质的仿制药厂,而且还大量低价出口国外。中国已变成了印度制药企业的原料供应商就是例证。但是,原料生产的过程亦是伴随着污染的产生。如此一来,中国相当于不仅把环境污染留在了国内,把利润让给了国外,而且公众还要花高价买药品。与此同时,国内劣质的仿制药历经上市后,公众不仅花高价,而且还将承受着质量差所引发的副作用。